教科书研究的文化逻辑理性概括与表达了影响教科书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内在机理。在教科书的本体、历史和比较研究中，文化逻辑制约着研究的理路与方法，规范着对教科书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对于剖析影响教科书发展的文化因素、理清其中的文化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科书本体研究的文化逻辑
教科书本体研究的文化逻辑在于理清教科书不仅承载着文化、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而且在本体层面上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属性是教育性，与学科文化、学习者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存在不同和联系。
本体层面的教科书文化是指教科书在编写、审定、研究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知识系统、思维方式、语言符号的总和，其本质属性是教育性。从教科书的价值取向来看，教科书的基本功能是用于教学，不论什么学科的教科书，它存在的根本意义都在于让学生通过教科书受到教育。“教科书通过对学生进行知识宣讲，从中产生善恶原则；教科书本身意味着应当如何看待不同的人、事和现象，应当获得或不获得哪些知识、学问和价值，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思想、社会和人。”在知识系统方面，分门别类的教科书体现了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包括学科的基本概念、原理、逻辑结构、学科态度与方法等，具有学科知识的基本特征。但教科书的编制过程显然不是把学术领域的学科知识直接搬进来，而是要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道德观念、审美取向等将学科知识加以剪裁、提炼和重组，并依照学生在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水平进行改编、改造，进而形成教科书独有的教育性知识系统。
教科书文化具有学科文化的一些特征，但不等同于学科文化。所谓学科文化是指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学科价值取向、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学科意识与规范的总和。在价值取向上，学科文化更注重学科知识在某一领域的理论建构或实践运用价值，不同学科的价值、功能各异；而教科书文化更注重学科知识的教育性价值，不论是什么学科，也不论其有哪些学科的独特功能，其教育性价值始终是第一位的。就知识体系而言，学科文化十分看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概念原理的专业性、语言的学科规范性，而教科书文化更关注知识体系能否便于学生学习，体系的完整、逻辑的严密、概念术语的专业、语言的规范固然重要，但必须服从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必须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和认知规律来选择和编排；就研究方法来说，学科文化很重视学科领域的独特研究方法，教科书文化则不仅注重学科研究方法，而且看重学习者的学习方法，目的在于让学习者通过恰当的方式去学习、理解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学科意识方面，学科文化能够让研究者对学科产生认同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教科书文化则可以使研究者拥有学科教学意识并对其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可见，教科书文化内含着学科文化，但不是简单地引进学科文化，而是对其进行了教育性文化的改造。在教科书研究中，如果把教科书文化等同于学科文化，那么展开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以教科书为载体的学科研究，而非教科书研究。
教科书文化与学习者文化内在关联。对于学校未成年的学习者来说，其文化的核心是儿童文化，即儿童所具有的独特认知方式、思维习惯、言语表达、价值观念。在儿童眼里，世界不是分门别类的学科领域，而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有机整体，儿童对世界的认知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认知，他们总是会调动各种感官去感知和体验周围的世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富有情感和诗意的，他们在面对外物时往往不是遵循事物的客观逻辑、规范规则去思考，而是按照自己的情感体验、奇特想象来对待，这种情感、想象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可以自由转换。他们在各种活动中自由玩耍、自由表达，十分享受活动的过程而不受结果左右，可以任性地幻想和创造，很少受到物质需要或其他利益的支配，所作所为皆因发自内心的喜爱和生命冲动。
教科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教科书文化内含社会文化，但并非全盘吸收社会文化，而是对其进行选择、改造与超越。社会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丰富多元，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生活，其价值取向也各不相同；而教科书文化体现的是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尽管不同课程的目标并不一样，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那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文化内容上，社会文化包罗万象，各行各业、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化，本土的和外来的文化，并存于整个文化大系统中；而教科书文化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文化进行选择，去粗取精、择优排劣，以利于学生健全发展。就此而言，教科书文化与社会文化是一种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亦即教科书文化并非简单吸收社会文化，不是复制式的照搬，而是根据教育规律、课程性质、学生特点，对文化内容进行调整和组织，对不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内容、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文化影响，通过文化分析和批判加以澄清和淘汰，对各种类型的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其符合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教科书历史研究的文化逻辑
一定历史时期的教科书必定承载着那个时期的特定文化，经由教科书的符号系统揭示内含其中的历史文化，这对于剖析影响教科书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阐明教科书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机制与意义十分重要。
教科书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要涵盖价值体系、知识经验、思维方式、语言符号等内容，其中知识经验、语言符号比较外显，是一种显性文化，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具有内隐性，属于隐性文化。显性文化处在文化结构的表层，有着明显的存在形式和目的明确的传递方式，直面历史文化中的各种文化类型和样态，直接体现文化主体的思想与行为，可以通过量化研究（包括频次分析、篇章分析、重点分析、广度分析等方法）来确定教科书中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化主题出现的频率、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内容的发展变化，从而清晰呈现出教科书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所走过的历程。而隐性文化处在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没有明显的存储形式和表达方式，深藏于文化主体的内心深处，需要经由质性研究（如话语分析、解释学分析、价值取向深度分析等方法）来揭示出教科书文本中难以测量的内容，包括隐于文化事实、文化现象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意识形态，教科书传递的价值规范和思维方式等。在教科书的历史研究中，需要关注到两种文化的存在，尤其是对于隐性文化，不能因为其难以觉察和把握就不予重视。事实上，隐性文化恰恰是文化结构中最基本、最深刻、最真实也最牢固的文化，它在维系文化的合法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研究者只是注重量化研究，仅希望通过统计、图表呈现的方式来得出结论，即使数据十分精确、图表细致周全，也不能充分揭示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传承的全貌，只会使教科书研究停留在浅表层次，缺少说服力。因此，在教科书研究中需要把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起来，既从文化表层做数量统计，也从文化深处进行质性分析，从而全面、深度揭示出教科书所传承和创新的文化内容与特征。
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教科书历史研究需要理清和把握两者的内在逻辑。文化传承主要是指不同时期或时代文化的纵向传播，是某一民族或地方文化的代际传递和继承。文化创新则是对文化的变革、改进、拓展和创造。教科书历史研究中需要把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来，应该认识到教科书在保存、维系文化的同时也在选择、整理文化，在促成文化积淀的过程中也在促进文化的增值与创新。如果无视两者的联系，分别言说教科书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而不去深究其中的互成关系，就无法理清教科书文化功能的内在机理，不能清晰呈现教科书发展的文化轨迹。
此外，教科书历史研究还需要澄清另外一个问题——教科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究竟是自决、主动的，还是他律、受动的？教科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有其自适应能力，“这是原初信息进入教科书的自在力量，它意味着教科书存在的基点。如语文教科书必然包含有字词句篇的原初信息、数学教科书中必然包含有数字与符号的原初信息、美术教科书中必然包含有色彩的原初信息……教科书的学科名称一旦确立，必须有相应的原初文化信息的进入，这是不以外界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教科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有其自决性，不论外界因素发生怎样的变化，教科书自决进入的文化信息并不能受其影响。此外，教科书主要是用于师生进行教学活动的，要使教学取得相应的成效，必然要主动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教学过程的特点对文化内容进行选取或舍弃、强化或弱化，以使其适应教师教学的需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科书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自决、主动的。对此，教科书研究不可忽视教科书的自组织力量在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对教科书的自主性及其作用机制有足够的重视和认知。
不过，教科书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力的作用，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的进程中也可能是他律、受动的，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组织与他组织系统相互作用、有机推进的过程。精神文化生活在社会发展中历史地演进，它既是在文化的新旧交替、上下传承中‘历史’地演进，又是在社会结构变迁、物质生活革新的推动下、创造中‘被历史’地演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文化观念方面的变迁有内在性和自决性，因为它是依照文化传统内部的逻辑发展而来的。在这层意义上，新观念和新形式源自某种与旧观念、旧形式的对话和对抗。但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必然与社会结构互相影响……整个文化的变迁，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教科书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其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也深受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哪些文化内容能够进入到教科书中来，进入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都与外部力量的准入、干预有关。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可能推进教科书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可能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因此，在教科书历史研究中，需要理清各个历史阶段影响教科书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外在因素，找到这些因素作用于教科书的方式和途径，从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的分析入手，梳理出教科书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特点与变化，从而揭示教科书发展同时代变迁的相关性，从历史演变、社会变革与转型中寻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条件、机制和动力。
三、教科书比较研究的文化逻辑
在进行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时，如何揭示和看待教科书隐含着的文化差异十分重要。事实上，中外教科书在内容选择、结构设计、编写体例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同，其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本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异质性。
本土文化是指扎根本土、世代传承，经过本民族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语言的积淀，具有相对稳定性、独特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外域文化相对于本土文化而言，在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语言思维、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异质文化中的教科书，其内容与形式的诸多不同与文化上的差异存在深刻的关联。有研究者对中美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主题上进行文本比较后发现，在选文主题上，美国语文教科书（马浩岚编译版）选文比例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批判揭露（占比为15.5%）、自由平等（占比为13.1%）、社会秩序（占比为12.1%）、信仰理想（占比为10.3%）、歌颂赞美（占比为10.3%）；我国语文教科书（人教版）选文比例比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爱国（占比为17.8%）、自由平等（占比为6.5%）、批判揭露（占比为5.6%）、革命精神（占比为3.7%）、信仰理想（占比为3.3%）；此外，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政治讽刺、权利义务、民主法制、战争、和平等5个主题的选文较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文化分析，认为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主题的特点体现了美国文化中注重批判精神，提倡通过对现行社会制度、社会现象中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去追求并维护自由平等、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尤其是“美国语文教科书直面描述正义战争的价值，突出美国为维护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美国核心价值观，不惜通过战争、牺牲生命来追求，起到了对美国当今通过文化、经济、军事手段来维护来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全球政治战略进行合理化辩护的功能”。显然，这样的分析揭示了两国教科书选文主题不同的文化原因。
研究者还进一步发现，美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多是作者谈亲身体会，以第一人称来倾诉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奋斗、体验、感悟；而我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大多选用作家、同事等他者的记述作品，以第三人称指称。研究者从语言交往的效果差异上进行了区分，认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的所指对象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阅读第一人称的课文可以实现作者与阅读者的直接对话，易于把阅读者带入作者所讲述的真实境域中，产生情感共鸣。而第三人称代词的所指对象不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是话题中所涉及的人物，阅读者是在听情境之外的局外人讲故事，它的真实感、教育性较第一人称指称效果相对弱些。研究者从语言交往效果的角度对教科书的选文进行比较分析是可取的，但深度研究则需要揭示不同人称表述中的文化差异。美国文化很重视个人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自我依赖”为主要特征，强调自我思考、自己做决定、自我评价，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更看重自己的兴趣、爱好、感受，认为个人价值应从内在途径获得，无须从别人的评价中来检验，不会特别关注别人的看法和评价。而中国文化有所不同，很看重他人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密切，为人处世顾及他人的感受和印象，进行选择和决策时，他人的意见和评价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是形成人称表述不同的文化原因，是教科书比较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文化逻辑。
有研究者对中国和美国初中数学教科书的习题开展了一项比较研究，发现我国人教版和美国IM版的初中数学教科书在习题上呈现出显著差异：人教版教科书的开放性习题数量占比仅为0.7%，而美国IM版教科书开放性习题的数量占比达到了5.6%，明显多于人教版。在具体设计上，美国IM版教科书更注重学生对常规问题中的结论加以说明，包括“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等。有些习题还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解题方法和推理证明的过程进行合理的解释，通常是以“解释你的推理过程”“用自己的话说”等形式来呈现，旨在让学生通过对自己的解题思路进行解释，来反思自己的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从而在这种个人体验中增强数学能力。透过教科书的内容设计、编写体例、习题系统、呈现方式的不同深究其中的文化差异并不容易，需要恰当运用文化主位与客位的立场和方法来看待本土文化和外域文化。文化主位研究是从事件参与者的角度去观察这一文化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把他们的描述和分析的恰当性作为最终判断的立场和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运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往往不使用在本地人看来必定是真实的、有意义的和恰当的概念，而是使用从科学数据中得来的范畴和规则进行判断、得出结论。在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对于本土文化的认知，不仅需要研究者从文化主位的立场去体会本土文化的内在结构、运行规律以及独特价值与意义，而且需要从文化客位的立场去考察本土文化，从身处其中的文化中超拔出来，进行客位化、他者化的审视与比较。只有在比较研究中坚持这样的原则，研究者才能避免受主观成见、自我认同、定势心理的限制，才能够更清晰地把握文化的精神特质、意义系统与发展脉络，透彻理解深蕴在教科书符号系统、编排体例中的本土文化。而对于外域文化的考察，研究者不应只从客位文化的立场对他者文化进行比较和评价，还需要从主位立场介入，设身处地、移情于异质文化之中去感悟文化差异，避免先入为主地依照自己的文化立场与态度去理解和评判异质文化，从而能够准确判断异质文化的不同之处，揭示其内在本质，使教科书比较研究能够透过符号、形式的表象进入文化的内核，从不同文化的比较中走向深化。
辛继湘，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出处：《教育科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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