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谈及世界一流大学，兴奋点多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学术指标上，如“高被引”、大奖、重大项目等，这种情况与大学排行榜盛行有直接的关系。排行榜将复杂无比的大学简化为几个数字并据此排出名次，这就给急于求成的大学主事者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这几个指标达到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便大功告成。殊不知，“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沉甸甸的称号远远不是几个数字就能框下的，它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早在60多年前，芝加哥大学校长金伯顿就指出，“大学排名常常依据随意的标准而定，这些标准大多忽略了大学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认为这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恰恰都体现在“无形的方面”，大学的“道德准则”就是其中之一。

大学的德行是大学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大学与其工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大学的德行不是抽象的道德观念，而是具体的行为方式，是通过大学个体成员的工作行为表达出来的，因而是直观的、可以被感知的。本文着意援引一流大学德行的案例，旨在揭示一流大学的德行操守及其内外部保障因素，并冀此拓展时人对一流大学的认知，同时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一个别样的视角。

一、一流大学如何对待学生

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人才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大学如何对待学生是检验大学德行的首要试金石。是以生为本，把学生当作学校办学的目的，还是本末倒置，把学生当作另有所图的工具或手段？是坚持学业标准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的发展负责，使学生得到充分发展，还是敷衍塞责、放任自流？是有教无类，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还是势利眼大睁，只对背景特殊的少数学生待以特殊照顾？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时常出现在大学的教室、实验室或办公室里，出现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考验着大学的教育德行。

学生是学校办学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和工具，更不是商品，这是教育的基本道德准则。把学生当目的，那就意味着学校是手段，学校是为学生而存在的，是为学生的发展服务的。因此，学校必须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对学生有敬畏之心，把学生的发展放在学校所有工作的首位，即学校的一切活动，从制度设计到教职工个体行为，都要服务于学生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一流大学的生源也是一流的，录取的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学生，同时一流大学无不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领袖人才自期，甚至以“为全世界培养领袖人才”自期，因此一流大学如何看待学生、如何对待学生，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然而在一流大学里我们也时常听到另一种声音——“学生就是大学”，这是以学生为本的声音

世界一流大学大多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如果望文生义，以为研究型大学只重视科研而不重视教学，或者用《回归大学之道》（德里克·博克）、《失去灵魂的卓越》（哈瑞·刘易斯）以及“博耶报告”等著述来说事，以此作为研究型大学不重教学的证据，那实在是很大的误解。重科研、轻教学作为一种偏向，是世界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型大学确实也难免俗。但相比较而言，特别是比之那些一门心思追求排名的大学，顶尖研究型大学的这种偏向可以说是最轻的，其为克服这种偏向而作出的努力也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学者对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实际情况作过如此描述：“高度重视本科和博士，而在本科和博士之间，天平又向本科倾斜。越是顶尖的私立大学越重视本科教育”，因为“这是它们的看家本钱”。

世界一流大学对学生的发展负责，不仅体现在学生才智的发展方面，同样体现在他们品德的成长方面。一流大学旨在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要建功立业、领袖群伦，于立功立言之前首先要立德。因此，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优秀的道德品质，在一流大学显得格外重要，也更需要教育者费心费力。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博克在就职演说中明言：“在所有面临的挑战中，大学校长首先需要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他的各种教育言论中，对哈佛大学学生品德培养问题的论述，期望之殷、思考之深、设想之细，大大超出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关注重心的预料。在美国高等教育界有重要影响的杜克大学前任校长桑福德也同样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他说为学生“设置大学的道德标准确实是大学自己的责任”，他明确要求“杜克立志要给它的学生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包括“永远关注正义”、“坚持同情和关心他人”、“致力于服务社会”、“正直地思考”等等。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从基本教学目标看，重在批判性、创造性思维方法和能力的培养，但更深远的目标则蕴涵着道德品质的因素。在许多一流大学的通识课程表中，都有一门“道德分析”之类的课，其用意更是不言自明。一流大学所谓的通识，不但是知识之通、方法之通、思维能力之通，还是世界观和价值观之通、品学之通、德才之通。

二、一流大学如何看待科研

大学也是学术机构，一流大学都是科学研究的重镇。大学如何看待科研，也是检验大学德行的高效“试剂”。是为真理而研究，为人类的福祉而研究，还是为个人或某些集团的私利而研究？是按照科学的伦理法则从事正当的、有益的研究，还是不计后果地从事可能带来诸多危害的研究？是严守科学规范、诚实地进行研究，还是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是弄虚作假地做研究？这些事关科研伦理道德的问题同样也会出现在大学校园里，摆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师生面前，考验着他们的科研德行。

从社会意义来说，科学研究最高尚的动机是为了发现真理、造福人类，这个高尚动机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始终都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培根断言，“研究真理”、“认识真理”、“相信真理”，“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洪堡将科学研究确立为大学“立身的根本原则”，并坚信这必将“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洪堡如此自信，是因为他把大学的科研严格界定在“纯学术”范围内。他认为，只要大学“最大限度地认同于纯学术的观念”，就一定“可能实现其目标”，取得“精神和道德教育”之效。然而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科学进步所爆发的巨大能量迅速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释放出来，科研活动本身也不断地社会化和体制化，被分化为不同的性质和目的，科研的动机于是也变得多样而复杂起来，有了高尚与卑下之分野。无数科学家都曾现身说法，言明只有在高尚动机指引下，研究者才能在科学的“地狱口”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否则就很难迈过这个“地狱口”。彭加勒从伦理与科学关系的角度指出，科学研究者只有出于“对真理的热爱”，由这种“高尚的道德”支撑，才可能“达到忘我的境界”，并“不遗余力地忘我工作”，这正是攻克科学难关必备的品质。雅斯贝尔斯也从大学职能的角度阐明，“真正重要的贡献只能由那些长年累月不间断地将自己的心力倾注于真理探索事业的人做出”，这是大学里“最优秀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将大学的理念贯彻到底”。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校训都与“真理”、“求知”有关，这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一流大学对崇高学术理想的一种标高自居，也是对师生科研动机的一种道德引领。

理论上可以说科学无禁区，但具体的研究课题应该有红线。科研是对未知的探索，如果研究者不能确定研究后果是有益于人类还是有害于人类，那么实际上这种研究就有很大的伦理风险。16世纪30年代，威尼斯大学数学教授塔塔格尼亚应军方要求研究炮弹弹道的准确性，当研究“达到完善的地步”之后，他的内心却很纠结：“这种技术可能损坏邻国，可能毁灭人类……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规范，从默顿提出的普遍性、公有性、合作性、合理怀疑性四大基本规范，直到具体的操作规范，如实验室规则、操作规程、论文署名规则、引文注录规则等，这些规范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全部过程和所有环节，约束着研究者的研究行为。其实，所有这些规范中最核心的要素无非就是“诚实”二字。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于1949年制定了《科学家宪章》，在第一条“科学家的义务与责任”中，第一款就是“诚实、高尚、合作”，可见诚实对于科学研究者而言是多么重要。诚实决定了科研活动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也逐次决定了各层面上的具体规范、规则和规程。反过来说，一切具体的操作规范、规则、规程最终都指向诚实，目的都是为了确保科研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公正性。萨力凡把“诚实”、“忠实”摆在“科学精神”的首位，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科学家工作时所显示出来的忠实精神”，是一种“对事实的欲望”，一种“公正谨慎的资质”；科学家在研究中必须保持“特别程度的诚实”，否则他的研究“决不会成功”。萨力凡把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教授推崇为那个时代“理想的科学家”，理由是“没有人比他有更大的纯粹的科学精神”，剑桥大学将自己最牛的实验室以卡文迪许的名字来命名，也印证了萨力凡所言不虚。世界一流大学走在科学的最前沿，从事众多重大尖端课题研究，研究意义重大，难度也巨大，从事这样的研究需要更高程度的诚实，更高程度的严谨、细致与合作，更高程度的专注和执着。而诸如伪造数据、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粗制滥造、霸占下属科研成果等丑行，出于什么动机姑且不论，但在研究行为上说到底都是缺了“诚实”二字。这样的丑行一旦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倍加可恨，因为它不仅败坏了科研道德，也败坏了教育道德，是双重的罪过。

三、一流大学如何立身处世

无论身在“象牙塔”还是处于“社会中心”，大学都需要与社会发生联系，需要与社会中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然而社会是复杂的，大学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立身处世，以什么方式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也是检验大学德行的重要判据。是守身如玉、洁身自好，努力成为“社会之良心”，还是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是充当“社会之公器”，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还是趋炎附势，沦为满足某些人私欲的玩物？是捍卫大学的尊严和标准，自爱自重，还是见利忘义，利用各种资源做一些丑陋的权学交易或钱学交易？凡此种种，俯仰之间即刻分出是非善恶两重天地。

学额和学位是大学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一流大学的学额和学位尤为珍贵，它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寒窗苦读之鹄的，也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生家长关注的焦点。每到招生季，社会上的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纷纷向大学渗透，考验着大学的德行，特别是那些企图用权力和金钱打通旁门左道甚至歪门邪道的行径，对大学的德行更是严峻考验。罗索夫斯基在其院长生涯中经历过多次这样的考验，他举例说，要拒绝一位既是主要捐赠人又是校友会领袖人物请求录取其孙女的“公关”，“这可不是容易作出的一项决定”，但哈佛坚持录取标准，做到了。类似的事例在一流大学可谓司空见惯。抗战期间，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后拒绝了当地驻军军长、海军要塞司令等要员请求破例录取其子女的“公关”，宁可不欢而散，萨本栋说也绝不能“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拿来作交易”。潘光旦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期间，握有招生大权，皖省主席曾为两个公子到清华旁听而登门疏通关节，这个旁听的要求倒也不是太出格，不过却与清华的规定有所不合，潘光旦按章办事拒绝了。拒了也就拒了，最难得的是潘光旦对该省主席的一番话，叫人不得不服：“承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还有什么，不是也不值钱了么？”这番话道出了大学的德行操守，也可以说道出了一流大学之所以一流的原因。

学位是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的成果，是毕业生专业身份和身价的证明，一流大学的学位更加珍贵，因而也更易成为权力和金钱垂涎的猎物。大学能否按照学术标准授予学位，可清楚区分大学德行的高下，即便是荣誉学位，虽属荣誉性质，但授予什么样的人，大学也都有一定之规，不能随手拿来做交易。1986年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校方邀请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莅会共襄盛举，谁知里根竟暗示让校方到时授给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当时按里根的政绩，哈佛颁给他一个名誉学位也不算为过，但可能是考虑到里根的演员出身，缺少书卷气，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博克校长不但拒绝了里根的要求，甚至还公开对媒体说，“无意奉承另一位总统的虚荣”，弄得“两个总统”之争一时成为特大新闻。哈佛“总统”不买美国总统的账，如此胆大包天，是因为有大学的学术标准和自治特权撑腰，而博克校长所捍卫的也正是这种学术标准和自治权利。一位校长的德行高度，一所大学的德行高度，在“两个总统”之争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经费短缺在大学是普遍现象，一流大学办学成本尤高，需要更多的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按照博克校长的说法，那就是对于各类社会捐赠，校方须持有正当性判断，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就不能接受。诸如捐赠者附加了明显违反大学自主、自由原则之条件的教职捐赠，“捐赠者与研究结果有明显利害关系”的研究捐赠，资金来源不合法或者“来源于不道德活动”的捐赠等等，都在不能接受之列。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哈佛大学曾经拒绝了“由利比亚政府选定的人当教授”的教授职位捐赠，由希腊军政府提供的“用来获得希腊裔美国人好感”的“现代希腊研究教授职位”捐赠，由问题食品公司提供的“食物防腐剂”研究捐赠；同样也就不难理解牛津大学为什么拒绝了某军火商为设立牛津商学院提供的巨额捐赠。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人穷志不短，表现的不仅仅是清高，更是大学的正义和正气，是大学的德行操守。

大学在与社会打交道时，如何对待权力，如何对待金钱，是大学德行操守最具显示度的两个判据。一流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资源，经受的权力和金钱考验往往更具挑战性、更为严峻，只有经受住了这些考验，方才显现一流本色，方能成其为一流。

四、一流德行是如何炼成的

一流大学的一流德行，是一流大学的本质属性在其成员工作行为上的反映，是一流大学的特殊使命对其工作行为的内在要求；它是个体职业良知和学校规章制度共同约束的结果，也是大学自由自治与社会监督问责交互作用的效应表现。

大学的德行通过大学成员个体的职业行为表现出来，是每位成员个体工作德行的综合体现。首先，教师是教学和研究的主体、主力，是大学职能和使命的直接承担者，是居于首位的、最关键的大学成员，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表现的德行水准，对大学德行的整体面貌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且由于教师身份对于学生的特殊意义，教师的德行在客观上还具有教育示范作用，重要性更是非同寻常。一流大学招聘教师无不着眼于“一流”或“杰出”，这种“一流”和“杰出”不单单体现在学术水平与成就方面，实际上也体现在个人品德方面，只不过考察后者的方式不像学术评价那么显性和直接罢了。埃利奥特在他40年的哈佛校长经历中，始终重视教师的品行表现，招聘新教师必问品行如何，并且注重考察应聘者过往的各种活动表现，他的目的很明确，哈佛的教授不但个个要有“学问、启迪力和个人影响力”，而且还要有“美德和荣誉”。其次，学生是教育的对象，也是大学的重要成员，他们的德行水准与学校的德行整体上当然也密切相关。一流大学招收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这个优秀同样包含着品德因素。光有高的考试分数，并不能确保被世界一流大学录取，因为除了分数之外，校方还要对考生的社会活动、志愿者经历、发展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就是重视考生品德素养的有力证明。再次，管理者、领导者也是大学里不可缺少的成员，从职员到科长、处长、院长再到校长，他们虽然不是大学职能的直接承担者，而是服务者、协调者，但他们大多是各个层级的掌权者，肩负管人、管事的重任，对师生的行为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的德行水准对大学的德行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流大学招聘管理人员，德能勤绩诸项考核一样都不含糊，其中特别注重个人品德也是理所当然。尤其是一流大学遴选校长，品德要求之挑剔，考察程序之严苛，真不亚于国家首脑的选举，原因就在于大学校长这个职位对学校来说具有德行象征意义，他的德行操守直接代表了学校整体的德行水准；同时，大学校长握有学校的最高行政权力，位高权重，他行使权力的方式，他对全校师生员工的实际影响，更多地取决于他的德行操守而不是他的学术水平。无数事实证明，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一把手”的学术水平远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而他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流大学的德行，本质上是由一流大学的特殊使命决定的。一流大学旨在培养一流精英人才、领袖人才，这些人才将来若要建功立业、领袖群伦，他们必须品学兼优、德才兼备，而要培养出这样的人才，就需要教育者具备一流的教育德行，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么美好的教育目标。哈佛大学是世界顶尖名校，大学的使命当居最高层面，哈佛人对大学使命的认同感肯定也不会低，但就是这样一位顶尖名校的校长，对大学成员尤其是对教师如此直白地提出“道德志向”要求，其实是有道德说教风险的，可博克深知“道德志向”对这样一所顶尖名校的极端重要性，不怕风险直抒胸臆，其良苦用心由此可表。与博克异曲同工的是蔡元培、梅贻琦、萨本栋、马相伯等校长，他们也都曾有过近乎“道德说教”的先例，蔡元培在北大还倡办过“进德会”。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是多么地重视大学成员个体的德行操守，另一方面也可以推知，他们本人都能以身作则，都堪称德隆望重的一代师表，否则他们哪有资格和底气对大学教师在德行方面慷慨陈词呢！

社会监督问责是大学德行的外部防线，特别是在个体良知和学校制度失灵之际，社会的监督问责更显重要。大学成为社会监督问责的对象，是大学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中心之后的必然结果。如今，社会对大学的监督问责呈现全方位审视的态势，几乎涉及大学工作的所有方面和所有环节，其中对大学德行这一基本项的监督问责是最普遍、最严格的。原因之一是大学被视为“社会的良心”、“公众的良心”，因此社会对大学的德行普遍持有很高的期望，公众丝毫容不得他们的“良心”犯错。原因之二是相比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内容，对大学德行进行监督问责并不需要特别专门的知识，一般的公众都可以根据基本的公共道德准则对大学的德行作出自己的判断。一流大学身处高位，名声大、声誉隆、万众瞩目，甚至为世人所崇敬和景仰，故而社会对一流大学德行的期望值更高、要求更为严格，社会问责主体的面也更广，社会各个方面、各色人等，眼睛几乎都盯着它，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也是身在高位如履薄冰、高处不胜寒的难处，一流大学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在世人眼里往往是理所当然，而一旦不慎失足失身，其负面社会效应就显得更为严重，还可能被发酵和放大。克拉克·克尔曾叹曰：公众对于大学“违背他们的愿望所作的一时的反应又是何等强烈”。想必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如果没有吃足苦头，他可能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2005年全美经济学家年会上把大学理工科女教师人数少的原因说成是“男女先天差异”，一言不慎，引起社会舆论大哗，最终他不得不以辞职来平息事态。平心而论，萨默斯此语算不得什么大错，也够不上德行操守的层面，可谁让你在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的校长呢！

纽曼、赫钦斯等先哲都曾经说过，大学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这从大学职能的角度说当然没错，不过它有一个前提，即大学的德行水准正常且在阈值范围之内，没有发生严重的偏差。如果大学的德行全面跌至底线以下，乃至酿成一种道德危机，从根本上悖逆了大学的职能和使命，那么此时此刻大学道德问题的重要性就迅速突显出来，甚至可能会上升到首要位置。大学的德行操守可比作人体的健康，当一个人身体健康时，他可以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更多关注其他生活目标，可一旦患上疾病进而影响到正常生活，此时此刻身体就是第一位的，治病就是第一目标。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的西方学者和大学校长，如梅兹格、康马杰、布鲁贝克、阿什比、克尔、博克、希尔斯等人，如此热衷于探讨大学的道德问题，深刻反映了他们对西方大学在道德上出现滑坡现象的集体焦虑。如今，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拉开了帷幕，任重而道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上，我们的大学在奋起直追排行榜学术指标的同时，道德建设切不可缺位，因为道德建设不仅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其本身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应努力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措施，痛下决心革除不利于大学德行操守的制度和文化痼疾，把大学的德行操守努力提高到一流水准，否则，无论排行榜上的数据怎样光鲜，我们距离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依然会很遥远。

周川(1957-)，男，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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